多层次普惠金融体系渐次形成

  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是普惠金融落地的理想形态。而经过多年发展,这一框架也初见雏形。

  联合国在2005年“国际小额贷款年”的宣传文献中正式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是要让所有人特别是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金融权利, 让金融权利惠及所有阶层。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记者近日在上海、浙江等地调研时发现,普惠金融供给的一端——银行正在不断转变经营理念,下沉服务对象,同时也有更多类型的金融机构参与进来,共寻普惠“良方”。

  银行发挥普惠金融“领头羊”作用

  截至2018年末,全国已有5家国有商业银行在总行和全部一级分行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股份制商业银行共设立5147个小微支行、社区支行。凭借成本较低等优势,银行起到了普惠金融“领头羊”的作用。

  凭借成本较低等优势以及政策相关要求,银行起到普惠金融“领头羊”的作用。

  浙江省分行行长高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普惠金融是务发展的新增长点,市场也很大。从商业可持续角度讲,银行要有合理的业务结构,也需要大中小多层次的客户。除银行自身转型发展外,发展普惠金融也是美丽乡村建设、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银行业落实国家政策要求的实践担当。

  但对于银行来说,政策思路如何具体落地,业务怎样从“大”做到“小”呢?

  据高强介绍,基于“党建好,业务一定好”的理念,该行党委提出了“党建引领、普惠助农”的工作思路,推出“文明助农贷”的纯产品,助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不仅实现了个人支农贷款担保方式的创新,而且充分与互联网结合,满足线上自助支用、查询和还款的需求。

  “文明助农贷”经过在安吉天荒坪镇余村试点后,现已在浙江全省稳步推广。截至2019年4月末,该产品全国文明村合作签约已在浙江全省实现100%覆盖,省级文明村合作签约达97.8%,累计授信金额突破2亿元,达20498万元,没有一笔不良贷款。

  为更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建行浙江省分行还从加强体系保障、完善普惠金融考核、激励与督导入手,“保驾护航”产品落地。截至2019年4月末,建行浙江省分行普惠金融贷款(人民银行定向降准8项指标)余额630.71亿元,较年初新增57.68亿元。

  建行浙江省分行是一个缩影。截至2018年末,全国已经有5家国有商业银行在总行和全部一级分行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股份制商业银行共设立5147个小微支行、社区支行,多数银行设立了小微业务部门或专营机构。

  2019年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包括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34.8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9.97万亿元,同比增长24.7%。

  差异化发展填补结构性空白

  普惠金融的参与主体已逐步发展成为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科技企业等在内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

  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多样化,决定了单靠银行服务不能充分满足其需求;需要各类金融机构以及科技型企业提供差异化服务,才能让普惠金融生态层次更完善。

  普惠金融的参与主体已逐步发展成为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科技企业等在内的,多层次的、多元化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

  平安普惠普惠金融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总体来看,在能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中,银行资金量大、成本低,但风险容忍度有限、准入门槛较高,小额贷款公司则主要服务于当地小微企业群体,杠杆约束较大,近几年兴起的互联网、公司主要满足小额消费信贷需求,贷款额度在1万元左右。在这些机构涵盖的人群之外,还有广大的信贷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存在结构性空白市场,必须考虑更多可能性以满足这些需求。

  在这些市场需求下,国内也出现了一批其他类型的机构,定位于更多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自营就业者,针对其他领域分散、需求多样复杂、金融素养和互联网能力参差不齐的特点,提供各种信贷解决方案。

  在上海,平安普惠从集团内部孕育,于2015年构建起以融资担保为核心的聚合式借款服务平台,整合信贷业务链条中各种优势资源,根据资金方的风险偏好和借款人信用资质,进行保险、担保、共保等多种增信方案的智能匹配和推荐,从而高效连接借款人和资金资源,破解小微信贷业务获客难、服务难、风控难、成本控制难的行业“痛点”。

  从产品看,平安普惠主要提供两个产品体系:一是以“中小额”“中高频”为特征的无抵押,通过在线申请,系统风评及审批,最快15分钟完成放款。二是相对大额、低频的有抵押信贷产品,辅以有效的顾问服务,并搭配灵活多样的还款方式,充分满足小微客群多样化、个性化的贷款需求。

  普惠金融需要更多合作

  平安普惠经过3年多的探索与实践,发展了以“缺什么找什么”为特征的普惠金融聚合模式。这种模式下,获客、资金、风险、贷后等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业的人用最低的成本、最少的风险来做。

  过去,各类金融机构普遍习惯于“单打独斗”,获客渠道单薄、效率较低,仅依靠自有业务数据,无法通过交叉校验精准识别风险。另外,由于风险自担,也造成了风险的高度集中。

  作为中国集团的小额信贷业务板块,平安普惠经过3年多的探索与实践,发展了以“缺什么找什么”为特征的普惠金融聚合模式。这种模式下,获客、资金、风险、贷后等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业的人用最低的成本、最小的风险来做。

  “搭台找角”,平安普惠普惠金融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强调,“有更多的人加入,规模做大,才能使单位成本降低”。

  在不同的场景中,不同参与方拥有不同相对优势,对这些相对优势进行组合,就能够发挥最大的优势,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是“开放式聚合借贷服务平台模式”背后的逻辑。

  几年间,平安普惠的合作对象已经从集团内部转向全社会提供低风险、高效率的机构。随着合作方增多,部分优质客户可以通过无保险模式贷款降低成本。另外,银行对普惠金融重视程度加强,也决定其可提供更多资金给合作方,平安普惠即为其中一个。

  合作模式成为趋势。近年来,不少地区大力推广分布式发电,普惠金融也有了落脚点。针对用户装光伏电站一次性投入较大的问题,浙江碳银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碳银”)与工商银行萧山分行合作推出最长8年期的普惠,年化贷款利率5%左右。目前,碳银已在省内开展户用光伏电站分期业务,由碳银将优质的光伏电站销售给居民,对电站提供运维和数据采集服务,居民用电站发电收入偿还每月贷款。

  碳银创始人俞兆洪告诉记者,相比传统风控模式更需要抵押担保,碳银与银行合作开发的产品基于真实需求放款。碳银在整个产业链形成了闭环,当客户产生需求时,即把标准化的信息传递给各个参与方,这对银行来说也是一种风控。同时,这一模式能广泛服务于农村人群,使“用户资产不多和低成本融资需求” 的两难矛盾得到较好化解,填补了部分市场服务空白。

  截至2019年5月,碳银已累计安装5000余个分布式光伏电站,其中有近900个农户家庭依靠完成电站安装与余电并网销售,获得持续性家庭收入。

  科技带给普惠金融更多可能性

  建行浙江省分行以金融科技为支撑,积极对接第三方平台,坚持平台经营、数据经营策略。技术、的应用可使管理成本下降和风控能力提高,对银行落地普惠金融非常重要。

  技术变革为普惠金融带来了新的机会与新的手段,这在上述案例中皆有体现。

  高强认为,除了抵押和担保贷款以外,银行要设计更多信用贷款产品,这背后必须依托“信用如何与场景结合”。建行浙江省分行以金融科技为支撑,积极对接第三方平台,坚持平台经营、数据经营策略。利用技术、大数据可使管理成本下降和风控能力提高,对银行落地普惠金融非常重要。

  平安普惠则运用以技术、微表情和声纹识别为代表的技术,以及远程面谈与欺诈电网等应用、大数据和反欺诈风控模型等,力图使小额信贷服务成本更低,进而使价格更可被接受,效率更高。金融科技的应用,提升了普惠金融商业的可持续程度。

  在碳银的案例中,通过数据库可以把经销商的仓储集中起来,使金融服务线上化。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实时监测光伏电站运营状态、发电数量、发电收益及补贴到位等信息,还能为用户开通还贷智能提醒和还款代扣服务,促进降低银行风控成本、缩小风险敞口,兼顾 “银行风险控制”和“用户贷款成本控制”的双重需求。

  据俞兆洪介绍,因为普惠金融涉及小微企业、中小服务性企业、“三农”等,数据分析所需的基础数据比较匮乏。因此,要重视一些关键数据的有效补充。在碳银和浙江省分行的合作中,除去依托有效率的产业生态、资金管理闭环,以及个人的数据、电站的运营数据外,还会特别关注产品定价、产品质量保障等习惯,以及家庭物业的交通地理信息、物业现状等。

  需要强调的是,线上线下结合非常重要。“做普惠金融不能过度强调互联网大数据的风控作用。”平安普惠普惠金融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举例说,互联网数据在反欺诈领域起到很好的作用;而在贷款决策模型变量中,互联网数据占比则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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