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
洛丽塔的魅惑
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很多作家之所以能够从如过江之鲫般的同行中脱颖而出，大多是因为成功塑造了文学人物。这些人物如此鲜活，如此真实，仿佛像真的从这个世界上走过一遭一样。他们的个性和命运又如此撼人心魄，让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心有戚戚。比起真实的人，他们的人生似乎更完美：生得轰轰烈烈，死得永垂不朽——每一代陌生的读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把他们当成身边的人、心里的人。
当然，这样的人物并不易得。就像这世上突然被爱情击中的已婚妇女很多，但却没有几个如安娜路卡列尼娜般不苟且、不偷欢，秉持道德的纯粹、情感的热烈，不惜结局的惨烈一样。文学人物带给人的，既是梦幻也是启示，既是魅惑也是警醒。
流亡美国的苏联作家纳博科夫，以天才和毒舌著称的纳博科夫，最讨厌庸人和蠢货的纳博科夫，也塑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那就是《洛丽塔》的主人公亨路亨伯特：一个只喜欢少女的性变态者，一个充满了控制欲的囚禁者。面对审判，他用以为自己辩白的，是自己的爱何其独特、何其浓烈、何其忠贞，是自己为爱承受的痛苦。小说以“坏人”的视角，用第一人称写，让人读的时候总是神思恍惚、无法明辨是非，甚至会有短暂被“恶”的逻辑说服的时刻。
变态者就一定不纯情吗？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爱，哪有一定之规呢？在这种表面的逻辑之下，纳博科夫刻意埋藏起有关爱的前提和真相：没有尊重，不给自由，就不是爱，而是控制，是独裁，是霸权。而这种种的表现，在纳博科夫无比鄙视的弗洛伊德、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通常都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而在纳博科夫看来，这恰恰是最大的理性。看看亨路亨伯特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如何隐瞒、欺骗和精心布局的吧。
恶的表现无论多么疯狂，都是理性的，这是纳博科夫让人醍醐灌顶之处，也是他的伟大之处。在无处不在的“恶”的控制和推理下，美丽的少女洛丽塔，理应健康成长、自由去爱的洛丽塔，都变得有些“邪恶”了。在亨伯特眼里，她不经意的动作都具有性的诱惑，她自然而然的反应都变成了他进一步控制她的理由。而她懂事之后，勇敢地逃跑，想方设法逃脱亨伯特的魔爪，甚至为自由不惜选择更艰难的生活，在亨伯特看来，都是不能容忍的“背叛”。因为“恶”的逻辑太强大，“恶”为自己辩白的声音太高亢，“恶”控制下的犬儒和顺从太多，以至于洛丽塔也仿佛具有了亦正亦邪的特质，她的觉醒和选择，也似乎不可理喻了起来。
就像走钢丝，纳博科夫用超常的艺术天分走在善与恶、是与非、疯狂和理性的分界线上，仿佛每一个细节，每一处人物的心思变化，都可偏可倚。他挑起文学和道德的尖锐冲突，摆出人在爱与自由、人格独立和被动顺从方面可能遇到的所有歧路，并让这一切看上去并非一目了然，所以，他的书才会遇到出版的困难。不明就里的出版商会问，他为什么要写一个性变态？这对读者有什么益处？被多次退稿之后，《洛丽塔》在巴黎面世，之后一直争议不断，直到今天。
老纳博科夫在同一本书中，用两个成功的人物形象，考验读者的明辨力，考验读者的阅读智慧和人生智慧，更考验或者提请读者思考：关于爱、关于自由、关于控制和被控制，尤其是以爱为名的控制，你有怎样的偏见和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那些同样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作家：布罗茨基、米沃什、汉娜路阿伦特等有共通之处——艺术是他们记录过往的方式，也是他们深刻思考个人处境和社会环境的方式。他们想在艺术的世界中淡化民族情感和意识形态热情，更本质、更内在地思考问题。
纳博科夫毕生都在期待和有智慧的读者成为知音。他说：“读者生而自由，且应保持自由。”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他甚至用这样的场景描写作家和读者见面的场景：“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是艺术大师，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拥抱起来了。”
令人意外和欣喜的是，有能力攀上山顶，跟纳博科夫拥抱的读者，是同样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伊朗女学者阿扎尔路纳菲西。她和她的女学生们，也爱洛丽塔。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阿扎尔路纳菲西出身于伊朗的贵族，很多伊朗政要和文化名人不是通过历史书被她了解，而是通过父母的生活和交游。她的父亲曾是德黑兰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市长，被戴高乐将军授予荣誉勋位，也曾因政治斗争被诬告入狱。母亲的家族声名显赫，第一任丈夫来自伊朗政要家庭，嫁给父亲后，母亲曾担任过伊朗的国会议员。纳菲西自己曾留学瑞士、英国，回到伊朗后在德黑兰大学任教。1995年辞去教职，在家里开办了一个属于小说的“理想课堂”。她精心挑选了七个女生，一起讨论小说。《洛丽塔》是他们讨论的第一篇，所以她也把记录这个过程的书取名为《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她隐去了所有参与人的名字，也交叉互换了她们的经历以确保安全。
表面看去，这像一本书评，实际上，这是以书、以读书为线索写成的回忆录,主要回忆在1995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纳菲西和七个女生在伊朗的“秘密生活”。中间穿插着她个人的成长史、家族史，她和精神知己“魔术师”深入的交流，以及战争带给人的刻骨的恐怖。
大多数时候，以书为鉴，或者以小说为鉴，即便在专业的文学研究者看来，似乎都并不可取。文学有认识世界、解剖人性、体认命运的功能，但这个功能有多大，又总是让人心生犹疑、底气不足。然而，纳菲西在伊朗，后来在伊朗和美国的生活对比中，在经历过家族由盛而衰，战争轰炸接连不断，不得不以远离故国家人为代价换来自由安宁的时刻，给了文学最尊贵的推崇。她们把《洛丽塔》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奉为绝望中的灯塔，一如盖茨比眼里的绿光。文学给了她们活下去的理由和面对自己的希望，以至于欧洲女性主义者说的“自己的一间屋”在她们的境遇面前都显得太奢侈、太奔放了。
这些女生中，有的因为宗教信仰坐过牢，有的支持革命，有的在婚姻和爱情中左右为难，有的时时被弟弟监视。她们爱读书，在纳菲西引导下，她们讨论《洛丽塔》，“审判”《了不起的盖茨比》，嫉妒《傲慢与偏见》的舞会，听着炮响读《黛西路米勒》。尽管在面纱的控制下她们顺从，她们看上去毫无个性，但在这个课堂上，她们想象力飞扬，虽然观点各不相同，价值观甚至相互抵牾，但她们是如此丰富多彩又向往自由的生命，这在纳菲西眼里其迷人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勇敢少女洛丽塔。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在第一节课，纳菲西就笑着问：“你们哪个最后会出卖我？”她们相互支持又不得不互相防范；她们共同向往自由和独立，又各有各的牵绊和妥协。纳菲西观察她们、尊重她们，也审视她们。同时，她更观察和审视自己。所以她的文字总是既铿锵直接又温婉多情，既理性思辨又感性柔美，既直抵内心又境界阔大，读起来让人总是有一语中的又回味无穷的感觉。她带给人的，不只是陌生化的伊朗和陌生化的伊朗女性的生活，也不只是陌生化的小说阐释角度和文学功用，更是令人惊喜和振奋的艺术之美在恐惧和绝望中照亮未来的幸福时刻。
除了秘密课堂内部的复杂，外部环境更是难以预料。那时候，伊朗的局势瞬息万变，战争就在身边。她们买不到美国小说，课堂讨论素材也需要复印，而她之所以辞职，也是因为她无法在德黑兰大学的课堂上正常地表达文学观点。
纳菲西说，在伊朗封锁最严密的时候，看美国小说意味着“背叛”。她们被剥夺了“想象的快乐、爱的快乐以及文化的快乐”，然而，正因为被剥夺，反而给了她们更大的勇气和力量，让她们千方百计地寻求这些快乐在小说中的吉光片羽。于是，文学变成了她们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它意味着面纱之下丰富的面部表情和心理表情，意味着被宗教和政治控制的生活缝隙中顽强生存的自我，意味着精神世界和精神人格本身，意味着美生长在荒凉和恐怖之上的巨大反差，更意味着生命本身的反抗和希望。
在美国打破“伊朗式沉默”
目前为止，中国翻译出版了阿扎尔路纳菲西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除了《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阅读来记忆》之外，还有家族回忆录《我所缄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和书评式文化评论《想象的共和国：三本书里读美国》。而她研究纳博科夫的学术专著，是她在伊朗出版的第一本书，目前还没有中译本。
在每一本书中，纳菲西都将读书和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小说的阅读体验、教学体验和个人的经历、个人对伊朗社会、美国社会的感受和观察结合在一起，甚至，和她相处过、交往过的人物性格结合在一起：比如她自己的父母、她的学生、她的丈夫和精神知己等等。尤其她对精神知己、大隐隐于市的魔术师的记忆和描写，让人过目不忘。他博学智慧，优雅隐忍，见识非凡。他坚持留在伊朗，非暴力不合作。
通过对小说的阅读、讨论和阐释，纳菲西为自己和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伊朗历史、伊朗文化和伊朗人、尤其是伊朗贵族和政要高层的生活状态、精神世界的窗，也为自己寻找到了记录家族史、回忆往事和怀想故国的勇气。她在写家族回忆录的时候说：在伊朗，她曾想借着研究纳博科夫，悉心寻找表达上“公与私的交叉点”，但最后发现都是徒劳，因为“一方面我不能坦白地描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描写个人和私密的经验在这个国家一直是一种禁忌”。 直到“逃离德黑兰”到了美国，父母去世之后，打破禁忌才成为可能，她开始用自己从来不敢想象的方式说话，讲述“私密生活中的那些背叛”，讲述“伊朗式沉默”背后的情绪波澜，写成了《我所缄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
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非虚构家庭故事，在民族性格和爱与人性的复杂交织方面，或许堪比阿摩斯路奥兹以耶路撒冷为背景写下的犹太家庭故事（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
纳菲西以“大多数男人为了搞外遇而欺骗妻子，父亲却是为了有一个幸福家庭而骗母亲”开头，一下子把人拉近她的家庭内部——一个伊朗政要的家庭。他们的家族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伊朗近现代历史，纠结着宗教信仰、经济地位、政治主张；而父母婚姻的模式，也深刻反映了伊朗社会中男女关系的内在紧张。
她说家里人各个都喜欢说故事，只不过父亲有丰富的阅历，读书甚多，也能写，曾出版回忆录，还有未能出版的、更有趣的回忆录和一千五百多页的日记，详细记录了自己从政、坐牢以及对妻子和家人的感受。而母亲从来不写，她只是不停地讲述，按自己的意愿讲述，或者说是虚构。
纳菲西和母亲的关系不好，她的叛逆加上母亲的控制欲，让两个人的关系时常陷入战斗状态。父亲是缓冲阀，他用自己的幽默，用故事，给小纳菲西打开了一个看世界和看母亲言谈举止的空间。母亲爱父亲，但却经常怀疑他是不是有外遇，并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放在受害者的境地。她的第一任丈夫婚后不久就去世了，但她用自己的余生不断美化那段经历，在一遍遍地今夕对比中，伤害家人，也伤害自己。她开朗好客，帮助父亲结交各界人士；她也虚荣浮夸，某些时刻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家庭中，母亲像个任性却权力巨大的孩子，真诚地爱着所有人，方式却差强人意。多年后，纳菲西依然能感觉到母亲那种令人窒息的掌控欲，也能感觉到母亲在自己的乌托邦里沉湎的可笑与可怜。
同时，为了避免陷入过于私人化、碎片化的描述，她将家庭故事和伊朗的现实紧紧结合在一起。在动荡中，即使是位高权重的父亲、地位显赫的家庭，也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中。于是，她行动上不断向外逃，心理上不断向内转。通过阅读，她转向内心、转向精神空间、转向想象和美带给人的安全感。
纳菲西无比认同纳博科夫的观念：人可以通过想象控制现实，也可以通过阅读来记忆；生命中的一切琐屑、恐惧、悲伤和无常，只要曾被审美的狂喜照亮，就会在未来不断闪现、不断重复。纳博科夫坚信，艺术具有将痛苦转化为幸福的永恒的能力，一个具有精神深度的人才有能力从卑贱的生活中提炼形象，并把它塑造成精致的杰作。纳博科夫和纳菲西，都强调艺术的去意识形态化特质，他们更强调人的自由和丰富本身。而这种强调，通常都会被“误解”为批判的激情。
说吧，记忆
在纳博科夫和纳菲西那里，批判的激情即便有，也是基于艺术和美的。正如审美也有层次一样，批判也是分层次的。说过“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的鲁迅也曾说，穷人不会有交易所折本的烦恼，煤油大王不会懂得捡煤渣人的辛酸，贾府的焦大也不会爱上林妹妹。大意是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各自的身份处境决定了喜怒哀乐的不同。
反应人类悲欢的文学亦是如此，当所有人试图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寻找革命痕迹和思想深度的时候，纳博科夫却不断强调，最该从中寻找的恰恰不应该是俄罗斯的灵魂，而应是天才的个体，寻找他们语言实践的能力。由此他鄙视高尔基把文学变成对现实的图解，毒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虚假的感伤主义；他剥离托尔斯泰道德说教的表象去看他温和的意识形态主张，推崇他艺术上无可匹敌的原创性；他肯定果戈里的文学风格像宇宙太空一般存在曲度，肯定他的文学成就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不是思想现象。
并非不知道文学有诸多功用诸多维度，也并非不知道要理解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尤其需要联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但纳博科夫却一直伸张一种更为永恒和隽永的文学价值。
他的个人回忆录《说吧，记忆》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个人的颠沛流离中，写下的依然是美好的童年，充实的少年；写下美让人心动、让人流泪的瞬间；写下庄园的小径，捕蝶的经历，棋题的设计；写下色彩、香气、美味；写下初恋的心悸，家庭教师的幽默；写下父亲的博学、母亲的慈爱。他想在极度荒凉中，在如流沙般消逝的岁月中，留下“那双眼睛，那个微笑”，留下在他和初恋女友面前翩然飞过的燕子。
他说，他与苏联的旧怨，与财产和地位被剥夺无关，最不能原谅的，是他们使他永失美好的童年，那用世界上最顶级的语言都无法确切描绘的美好童年。
纳博科夫出生于显赫的贵族家庭，家里同时使用俄语、英语和法语。十五岁时已继承有百万家财、良田万顷。父亲热爱法国文学和俄国诗歌，是法学家、政论家，母亲亦是贵族家的小姐，温柔优雅。十月革命之后，他们财产被剥夺，举家逃亡。1922年父亲在欧洲遇刺。父亲的死给了他太大的伤痛，以至于在回忆录中，他总是小心翼翼回避，唯恐自己陷入涕泪滂沱的情感深渊。二战爆发，他携妻薇拉逃至法国，然而又因为薇拉的犹太血统，不得不再次流亡。期间母亲贫病交加，客死布拉格，弟弟死于纳粹集中营。到美国后，他先后在哈佛和康奈尔大学任教，同时也放弃俄语而用英语写作，努力成为一个美国作家。
或许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人生反差，对何为永恒、何为虚无才有了更深的理解，对流亡作家忠于自己的正义和美学立场才会有深刻的体悟。让艺术成为任何社会思潮、任何意识形态的附庸在他看来都是耻辱。所以，他才会写下“摇篮在深渊上方摇着，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这样撼人心魄的句子。他才会坚持给生活在身边的妻子写50年的情书，多年后以《致薇拉》为题出版。他才会在天才作家之外，还成了一个陶醉于蝴蝶的鳞翅目分类学家。
他说：“一个小球里的彩色螺旋，我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一生的。”无论经历了什么，他都愿意看到色彩，这是老纳博科夫在玄奥难懂、幽默揶揄、犀利毒舌的文字表象之下深沉的人生教养。或许，这也是纳菲西将纳博科夫作为研究对象，并在不同的阶段不断提及他作品细节的原因之一：理想读者固然可贵，但最不遑多让尊崇还是应该留给最值得理想读者膜拜的理想作家。
纳菲西的出身和经历，包括因战争和革命所造成的人生反差，和纳博科夫颇有相似之处。或许，贵族气质和对艺术本身的高度尊崇有时候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优渥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对艺术功能的理解更接近精神充盈而不是改造社会，他们更关注文学探究生命层次的进程而不是与现实在什么层面上能够对应，他们对恐惧和绝望，对支撑人生的最本质的东西都有共同的体认。为此，他们不妥协。
只要稍加妥协就可以继续在大学任教，但纳菲西却只想拥有自己的理想课堂和理想学生。父亲坐牢多年之后沉冤得雪，她在电视上看到家庭悲剧的制造者，全家人最该痛恨的人之一被审判，却没有复仇的快乐，反而是巨大的悲伤——一种超出个人利害的人文主义者的悲伤。
在《想象的共和国》中，纳菲西写下的序言，是一篇振聋发聩的艺术宣言。这艺术不只是关于美的，还是关于权利与自由的，是关于人之所以为人，不论在极权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都需要的一种想象的自由。在这个想象的共和国里，有夺不走的理想，抢不走的人性，和人类纯粹坚持着的美。
然而，她终究是女性，也终究是没有写小说，因而无法用形象来埋藏更深的见解，更大的忧伤，所以，她还是会忍不住抒情，忍不住直接表达。作为伊朗的“叛逆”女儿，她说：“我离开了伊朗，但伊朗从未离开我。”当她短暂返回伊朗时，她说：“直到重返故乡，我才领会到流亡的真谛。当我走过那些我所深爱、怀念的街道时，我觉得仿佛正在踩碎躺在脚下的回忆。”而自从离开就终生没有返回俄国的纳博科夫说：“非常美！非常荒凉！”
付如初经济观察报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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